使后世之墨者，多以裘褐为衣，以跂蹻为服，日夜不休，以自苦为极，曰：‘不能如此，非禹者之道，不足为墨。
在阴为无阴，阴以之生。天地间百物生生，无非推本阴阳。
⑧ 第二，明确神有功用。（《张载集》，第24页）唯有体证万物一体之大，才能真实呈现天德，体会圣人之神境。圣人之神包含不可知义与妙应圆通义。显且隐，幽明所以存乎象。（《张载集》，第15页） 再述圣人之神及其两义。
（《张载集》，第15页）圣人之神能够周万物而知正在于诚于此，动于彼的神道大用机制，即神化之境中彼感此应的无穷妙用。二、理虽然为气之理，却是宇宙的存在本质或存在根据，它通过莫或使之的方式主宰着天地万物之运动变化。委实，日人塚田虎曾引《文子·符言》福莫大于无祸，利莫大于不丧的讲法力证今本不误。
反观儒家，观仁者以财发身， 居移气，养移体诸说可知，儒家对外在善之于内在善的意义亦非无见。今从公而论，福这一观念既为美好生活之表征，则人之愿福，莫不然也，至于究竟以何为福则取决于个体的价值认同，而不能不有所异同。也就是说，儒家更看重良性文化生态的营造，在一个公序良俗的社会，德福之间自然会有更强的正相关。明乎此，则知夫子同功异情之说所言非虚：仁有三，与仁同功而异情。
故臣之事君，无所逃乎天地之间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，使有贵贱之等，长幼之差，知愚能不能之分，皆使人载其事，而各得其宜。
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，每一代人都必须面对自己的问题，寻找自己的出路，政治亦然。因此，随着从宗教性道德到社会性道德的视角转换，儒家义命观的道德意蕴也会折射出多重维度，而值得重新进行深刻的理论反思。君子之学，非为通也，为穷而不困，忧而意不衰也，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。故凡违乎理义者，皆乱也。
信如是，则吾人对于儒家的现代角色应有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，以免两误。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，在此耳。进而言之，与仁同功，其仁未可知也。设身处地，还能对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有更高的要求吗？然而，任何事物都经不起过分浪漫化。
在这里，夫子原意是说，君子出仕当始终坚守道义原则，不可为利害境遇而有所改易，而宋儒却着重于(主奴式的)君臣关系做发挥，如此一来，人主的意志也就成了不可触碰的物件，而这不啻为人主意志的天命化。《易·系辞上》云：知周乎万物，而道济天下，故不过。
进而言之，在一个社会中，试想什么样的人才有可能和机会做出最大的不义？不消说，自然是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，君子犯义，小人犯刑，此之谓也。然而，若好事者以此粉饰乃至歌颂那种残缺的精神自足，则陋矣。
在荀子，君子苟其在己者，而不慕其在天者，吾人自当孜孜不倦于在己之修身进德，为仁由己，而由乎人哉？至于在天之境遇遭际则非自我主体性努力所能移易，正所谓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达观就好。在康德，道德义务仅以自身为目的，任何道德义务之外的功利考量都是对道德价值的解构。太史公有云：居今之世，志古之道，所以自镜也，未必尽同。不过，在孟子那里，命被赋予一种消极的价值色彩，只是自我不得不对治的一个物件。在这里，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讨论可引以为借镜。当日，孔子周游列国，在陈绝粮，从者病，莫能兴。
明乎此，则知命字不可一概而论，荀子所言知命者不怨天，良不诬也。譬如，自古及今，任何人的血统出身都由不得自己选择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此亦属于命。
有鉴于后者，则知现实政治语境下的儒家主体性注定只是一种残缺的主体性。说到底，德性之于幸福只是必要条件，而非充分条件。
而是基于对天人关系的觉解，在大化流行之中对生命和价值的安顿，乐天知命即以此言。此一层意思，照儒家的讲法，即为义命分立：其一，德具有相对于福的独立性。
准此，道德人格独立且优先于现实的利害遭遇，故良农不为水旱不耕，良贾不为折阅不市，士君子不为贫穷殆乎道。三、大德者必受命 如前所述，儒家严于义命之分，修身进德，乃人之为人的本分，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由是观之，不遇世者众矣，何独丘也哉。较之仁，礼无疑具有更强的客观性、公共性和可操作性。
故君子之所以日进，与小人之所以日退，一也。……《诗》曰：嗟尔君子，无恒安息。
合而观之，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，这显然是在抑制权贵的贪欲(私利)以维护下层民众的生存空间(公利)，而非一概否定人们追求好生活的合理性。此一层意思，荀子又称之为群居和一之道： 夫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是人情之所同欲也。
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不消讲，这是历史造成的儒家的不幸，过分苛责显然有失恕道。
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。如此一来，儒家的出处之道就尤其耐人寻味。此一层意思亦见于孟子的性命之辨。如此，一方面，德性是主体配受幸福的前提和根据：造成幸福的是合德性的活动，相反的活动则造成相反的结果。
质言之，既然肉身性与精神性是互为表里的两个生命层面，那么，这也就决定了，对利的需要和对义的需要同样有着内在的存在论基础。故仁人在上，则农以力尽田，贾以察尽财，百工以巧尽械器，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，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。
吕大临注曰： 贵贱、贫富、生杀，君所操以御臣之具也。这种依靠抑制感性生命的精神自足虽证成了道德的价值优先性，但毕竟只是不得已情形之下的选择，而不足以成为常态的价值取向。
然而，立足现代社会，吾人确有必要反思所谓得君行道是否真的是儒者最理想的人生方式。作为一种基于即凡而圣的价值体系，儒家价值更多的是一种理念层、精神层的存在。
